＊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一辑(1979年5月)，作者陈良佐，原标题《新桂系统治安徽初期的片断回忆》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新桂系头子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趁着安徽属五战区管辖和新柱系部队进驻安徽的机会，兼任安徽省主席。以后，新桂系其他头子廖磊、李品仙、夏威等先后继任安徽省主席，统治安徽达十二年之久。新桂系统治安徽初期即廖磊任安徽省主席的时候，我曾任安徽省民政厅长；廖磊病逝至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之前的一个短时间，我以民政厅长身份代理省主席。现在将这一时期的片断情况，回忆如次。我年近八十，记忆力衰退，错漏在所难免，希望知道这一方面史料的同志补充订正。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我在广西任兴安桂林区民团指挥官的时候(附修正查：应为“我在广西兴安任桂林区民团指挥官的时候”。)，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打长途电话给我，要我立即赶到桂林，有事商量。我当日到了桂林，去见黄旭初，他对我说：“安徽省政府改组，德公（李宗仁）不兼主席，由廖燕农（廖磊）继任。健公（白崇禧）有电报回来，想请你担任安徽省民政厅长，叫我征求你的意见。”谈话间，夏威走进来，接口说：“这不但是健公的意思，德公也是这样。你搞行政这么久，在军人中以你担任这个职务最适宜。”说罢，大家摊开作战地图来看，只见安徽全省除了“立煌”一县外，都有敌踪。夏威说：“这是一条破船,看你愿不愿撑就是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的机会，同时抗日民族意识也支配着我，我内心是很乐意接受这个职务的，口头谦让几句之后，就算决定了。十月二十日，我离开兴安，取道汉口，前往安微。十月二十二日晚上九时到汉口，连夜去见白崇禧。白把安徽的大体情况和今后的作法谈了一些之后，说：“总之，关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事情，我已经和德公商量过，应该做的很多，今晚谈不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和各方面的联系。现在已决定放弃武汉，你今天来得正好，假如迟一两天才到，恐怕通不过武汉了，你明天一定要离开汉口。”又说：“安徽在军事上要支持三个月，政治上要作长远打算。你在广西做了这么久的工作，把广西的经验拿到安徽去，一定会做得好的。”白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影响。那时第一次高潮还没再次出现，和表面上还是合作的；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蓬勃开展，形成了巨大的抗日力量。我想，白所说的和各方面联系，纵不专指和进步力量的关系，至少也包括这方面。其次，白很明白地指示要把广西这一套作法拿到安徽去。白这几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到安徽后的所作所为，可说是以白这一段话为主导思想的。
第二天我就离开汉口，经过黄安、宋埠、罗田而达安徽的战时省会“立煌”。宋埠是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从徐州撤出后的驻地，但此时自李宗仁以下的大大小小官员都已溜走了，碰不到一个人。罗田是廖磊的二十一集团军总部所在地，大部分人员亦已撤走，廖磊去了“立煌”。我于十月二十八日到“立煌”，廖磊已于十月二十一日就任安徽省主席，我也于十一月一日就民政厅长职。就职后，我照例拍电向李宗仁、白崇禧报告，李复电谓：“安徽是中原腹地，政治好坏影响甚大。广西过去几年有成绩，但因地方偏辟，影响不大。你在广西有多年的行政经验，望将经验加以推广。”新桂系想把安徽造成广西第二，以扩大政治影响的野心，于此可见。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新桂系的军队开到上海参加抗战。上海战役失败后，新桂系的军队退往浙江转到安徽。李宗仁在徐州当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大部分地区归第五战区管辖，只皖南一部分归第三战区管辖。当时由于政治配合军事，战区司令长官例兼一个省的主席，李宗仁就兼了安徽省主席。李宗仁这个人是有很大政治野心的，自从一九二九年新桂系在武汉反蒋失败，他知道单靠军事力量不足恃，转而注意政治活动，不但和各个政治派系联络，并且重视掌握青年。他在徐州时就成立了青年军团，收容北方南下的青年数百人，加以组织训练，后来迁至河南演川，
定名为“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一度发展至三千九百多人。因为蒋介石的反对，才不续办。他兼安徽省主席后，仍继续拉拢青年，成立了“安徽省动员委员会”，请周新民、朱蕴山、朱子帆等为委员，并请周新民兼秘书长，狄超白为主任秘书负实际责任，计划将全省的青年都掌握起来。省动员委员会设二十个工作队，各队二十人，都是收容大、中学生充任队员。各县也设县动员委员会，每县有三、五个工作队不等。他在军事上的措施，是在淮河流域组织人民自卫军，起用一些在乡的旧高级军人，设立六个人民自卫军指挥官，以岳相如等充任（还有几个人的名字已记不清）。人民自卫军指挥部下设纵队、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完全利用地方武装，能招到人枪若干就任什么职务，因此这些纵队长、支队长等等，多数是当地的联保主任、保长、地方豪绅以及帮会头子担任。给养是就地筹集，先是摊派，后来就自己设卡收税，弄到五步一关，十步一卡，因人多不能维持，以至于发展到明抢暗劫。
李宗仁从徐州撤出后，他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湖北宋埠。武汉紧急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又奉令西撤。这样，李宗仁便远离安徽。本来，李宗仁兼安徽省主席时，他身为战区最高统帅，必须亲自指挥作战，事实上无法兼顾主席职务，就荐请新桂系的第四十八军副军长安徽合肥人张义纯为民政厅长代行主席职权，李宗仁不过挂名遥领而已。武汉撤守前，蒋介石在汉口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身份参加，会议决定放弃武汉，把大别山辟作敌后根据地，派新桂系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固守，最低限度要守住三个月。为着军政一元化，李宗仁不再兼任安徽省主席，保荐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兼任。会后白崇禧将情况电告廖磊。廖磊复电说固守大别山三个月的任务可接受，但自己是军人，不懂政治，兼任安徽省主席则不胜任，不能接受，同时推荐李品仙继任。但是白不同意。白对他说：“以政治配合军事，以你兼任主席最适宜。假如你不长于行政，我可荐一个人帮助你，这人是陈良佐。人，你是熟识的，他的能力如何你也知道，他当过多年县长、民团指挥官，搞行政很有经验，叫他来帮助你就行了。”廖磊终于同意了。
新桂系势力未侵入安徽前，安徽的党政、文教、财经各部门主要是C.C.的势力，各党派在安徽也有活动，但都处于地下状态，不公开露面，大别山和皖南常有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南京论陷后，日寇便侵入安徽；徐州撤守后，安徽大部分地区已有敌踪。当时的省会已迁到六安，不久六安也不能立足了，再迁到哪里呢？新桂系和C.C.曾有过严重的争执。代表省党部的C.C.分子苗培成、卓衡之等主张迁往皖南屯溪；代表安徽省政府的新桂系分子张义纯、朱佛定则主张迁入大别山。这个争执不单纯是地点选择的争执，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因为皖南属第三战区所管辖，司令长官为蒋介石的嫡系顾祝同，把安徽省会迁往皖南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安徽省政府脱离新桂系的控制。当然是新桂系所不能同意的。争执的结果还是新桂系获胜，省会迁到大别山里的“立煌”。但是C.C.还不服气，一意孤行，叫的党务人员撤往屯溪，武汉撤守时，这批人又通通溜往重庆去了。所以我初到“立煌”时，就看不见安徽省党部的人员，更碰不到C.C.分子。后来安徽的局面较为稳定，他们才一个个地溜回来。
首先，廖磊告诉我：“安徽在C.C.统治下，土豪劣绅把持地方，人民苦不堪言。对此局面今后究如何办，是个大问题。”我说：“这必须从政治入手。广西的一套做法可以搬过来，但是完全照样搬过来却有困难。因为环境不同：广西那时是太平的环境，安徽现在是战时；同时广西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单纯，自己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安徽则很复杂，不但要应付‘中央’，而且要应付各种派系。”
广西的一套做法哪些可以搬过来，哪些不能搬过来呢？我和廖磊这样商定：所谓三自政策中的自治，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制订的，从县的建设入手，使省有稳定的政治基础，这套办法能搬过来。但是，安徽的县政为豪绅所把持，必须训练干部，有大批的干部才可以从豪绅手中夺回县政的领导权。于是廖磊同意我的建议，成立干部训练班①，以培训自己的干部。其次说到自卫，广西过去所谓自卫虽然是针对蒋介石而言的，但现在抗日，自卫仍然用得着。李宗仁任主席时成立的人民自卫军。控制在豪绅的地方势力手里，必须把它抓过来加以整编，使之成为自己的力量。至于自给，因在战时，实行有困难，暂时不谈。
关于文化教育，安徽的乡、村很多没有小学。廖磊同意仿照广西的办法，每村设立国民学校，每乡设立中心学校。
廖磊也很重视争取青年的工作。他认为动员委员会是掌握青年的关键，表示要加强动员委员会。当时动员委员会已经有很多不暴露身份的员参加工作，廖磊当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根据和廖磊商谈的结果，我就任民政厅长后，第一件新措施就是开办干部训练班，廖磊兼任班主任，我兼任教育长。招收初中、高中、大学毕业或肄业生训练三个月，结业后分别派回原籍充任县府干部或区、乡、保长。第一期学员约五六百人，第二期八百余人。为了更好的提高干部训练班的地位，我商得廖磊的同意，从第二期结业学员中，选拔几个成绩优良的任县长，因而第三期来投考干部训练班的人更多。这时财政、教育、妇女等部门都要设立训练班，我和廖磊商量，一概不准单独设立，只在干部训练班内设立财政、教育、妇女等组。
配合着干部训练，对县和基层组织也进行了调整工作，准备切实掌握县以下的领导权。全省除“立煌”等几县外，日寇都曾到过，有些县份是一过就走了，而大多县份特别是交通线上的县份，日寇则盘踞死守，所以地方非常残破。我们决定在政治力量所能控制的县份，仿照广西的办法，颁布了安徽省县以下各级组织规程，根据这个规程，将县以下的各级组织建立起来。广西的县以下组织分区、乡（镇）、村（街）、甲四级，我们除将村（街）一级的名称改为“保”外，其余都和广西相同。安徽原来也是有县以下各级组织的，称区、联保、保、甲，但大都有名无实：每保、每甲有多少户，保甲长也不清楚；而保甲长为地方豪绅和团队所左右，有时为过境部队所侮辱殴打。我们根据上述规程建立县以下各级组织的时候，就从调查户口入手，制定户籍登记，十户（最少八户，最多十五户）编为一甲，各户互相联保；十甲（最少八甲，最多十五甲）编为一保；十保编为一乡；若干乡划为一区。调查完竣之后，适干部训练班学员结业，即分别派充保长、乡长、区长。同时，为了更好的提高基层人员的地位，保障基层人员的安全，廖磊以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及安徽省保安司令的名义，通令严禁侮辱殴打基层人员，违者以军法从事。命令发出不久，廖出巡各县，到达潜山县时，任乡长的干部训练班结业生某向廖投诉被保安队某排长棍责侮辱，廖即传讯某排长属实，下令枪决。这事一经传出，全省轰动。干部训练班结业学员任基层干部者，地位因而大幅度的提升，基层工作的推行也比较顺利。这样，经过几期干部训练班训练的学员，就把安徽大部分县以下的组织掌握起来。皖南有大江阻隔，来往不便，便在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直接成立训练分班，同样，通过干部训练班结业的学员，将皖南各县县以下的组织掌握起来。“立煌”的干部训练班和皖南分班在我离皖时都已训练了三期，总共结业学员约一万人左右。为便于控制这些干部训练班结业的学员，又组织了干部训练班同学会，名义上是联络感情，交换工作意见，其实就是含有政治作用和政治目的的，就是把这些干部训练班结业的学员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受新桂系所支配、忠实于新桂系的地方骨干。干部训练班结业的学员既分布于全省，通过这一个组织，新桂系就耳目灵通，爪牙满布了。新桂系之能统治安徽达十二年之久，干部训练班以及后来的干部训练团结业的学员，是一个有力的支柱。
上面所说六个人民自卫军的指挥官，大都是退役在乡的旧高级军官，他们做惯了大官，一旦获得了指挥官的地位，便架子十足，每一出门，轿马和护卫成群结队，声势煊赫，时人称之为“六路诸侯”。他们各霸一方，不受节制，向人民勒派粮款，擅设关卡，征收捐税；加以官兵分子复杂，不少恶霸劣绅、土匪歹徒、流氓地痞混杂其中，搅乱社会秩序。我到“立煌”几个月,经与廖磊商讨多次，设法整顿，我们考虑到这些恶霸劣绅是畏威而不怀德的，只可以使用武力使之就范。于是决定由总部拟出计划，制定编制表，就驻地实地点验人数，一人一枪，点足一百人，编为一中队，就立即发军服和给养，无枪者遣散回籍。计划决定，遂即召集各路指挥官到“立煌”开会。会上，把整编的理由和计划讲清楚之后，就强迫执行，派第一百三十八旅旅长赖刚率领正规军四个团到亳州、颖上、阜阳、寿县一带去监视整编。人民自卫军都是地方团队性质的部队，战斗力很弱，在正规军监视下自然不敢反抗，结果把各路人民自卫军编成六个团，交二十一集团军负责训练，经费则由安徽省政府负担。这样，新桂系就吃掉了安徽的封建地方武力，增加了六个团的实力。淮河流域地方势力割据的现象是消灭了，代之以新桂系独霸安徽的局面。
前面说过，当日寇侵入安徽，省会迁移的时候，C.C.分子不随同省会迁移，自行溜往皖南，武汉紧急时又离开皖南，溜到重庆。我到“立煌”的时候，碰不到一个C.C.分子。据我所知,那时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后改为民社党）和乡村建设派都有人在安徽活动，但是不公开露面，他们没找上我们的门来，我们也佯作不知，不加理会。这里得附带一提，抗日战争发生不久，新桂系在安徽曾以汉奸罪名处决了一个北洋军阀皖系军人吴中英和一个乡村建设派杨效春的事件。当时外间反映很不好，特别是后者，招致一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不满。因此，后来对于各党派的活动就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不加干涉取缔。白崇禧在汉口对我说“和各方面联系”，我和廖磊误会是指和及其他进步力量而言，我们以为这方面才是有力量而值得联系的。此外则可有可无，他们找上门，联系也可以，不然也就算了。
当时由周新民、朱蕴山等人主持的动员委员会，掌握了一大批青年，我们只知周、朱等或是的，或是上海的进步团体的领导人，跟他们走的青年都是些进步青年，因此我们不但要联系这部分力量，而且要运用这部分力量，对于动员委员会和工作队的工作，放手给他们去做，宣传工作固然给他们做，组训民众工作也交给他们做。新桂系在控制安徽县以下政权的过程中，每撤换一个旧县长，另派一个新桂系的新县长时，必派一两个动员委员会的工作队同去，使新任县长的接收工作和控制区乡政权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可以说，新桂系统治安徽的初期，是得到动员委员会及其工作队的很大帮助的。新桂系曾派干部张威退、闭有清等任动员委员会的秘书、科长，无疑地是把动员委员会视为自己范围内的一个机构。
当时和的关系也搞得较好，这自有其客观原因。武汉失守后，安徽的形势很危急，廖磊对固守三个月的任务是没有多大把握的，不能不和以为首的进步力量搞好关系，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同时，反动派还没有掀起第一次高潮，客观环境还容许这样做。在大别山里有新四军的一个支队活动，领导人是高敬亭。新桂系在大别山的部队和这支人民武装不但没发生冲突，并且还互相交换情报，对于敌人情况，新桂系部队掌握很少，大多是高敬亭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供给的。大江南北的交通，新四军有专责的部队维持，经常畅通无阻；新桂系的部队却没这个本领，所以新桂系的军政人员渡江，常靠新四军的掩护。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视察大别山的新四军部队，途经“立煌”时，我们还请他来干部训练班演讲。一九三九年端午节前的突袭安庆，可算是新桂系部队和新四军合作对敌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原来日寇侵占安庆之后，大肆宣传他们占领下的安庆如何繁荣，英美的兵舰准备来安徽访问。我们得到这个情报后，便请新四军协助，策划对安庆进行一次袭击。先是由动员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运动驻守安庆城外湖边的伪军，运动成熟取得密切联系后，就派新桂系的部队韦高振团从长江潜入湖中，驻守的伪军佯作不知。韦高振入湖后，即派便衣人员身怀短枪混入城中，至夜，在西门将守城的日死，打开城门放韦高振团入城。城中日寇守军（约一大队）措手不及，除部分被歼外，其余四奔逃命，有一部跳入江中。在安庆城外驻有日寇一个旅，因情况不明没有敢动，直至黎明时才仓忙入城增援，但我军已安全撤退了。在这次袭击的过程中，不但新桂系部队从长江开入湖中以及撤退时，都得新四军的掩护，而且很多情报都是靠新四军供给的，因而保证了这次袭击的胜利。
可是好景不长，这个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武汉失守时，C.C.在安徽的头目大多溜到了重庆，安微局势一天不稳定，他们是不敢回来的。例如C.C.的头目之一方治，已经发表他为安徽省教育厅长三个月了，仍迟迟不敢到职。一九三九年春天以后，安徽的局面渐趋稳定，C.C.的大小头目如刘真如、方治等才一个个地溜了回来。这时已处于第一次高潮的前夕，这些C.C.分子一回来，事情就多了。本来，和合作抗敌的做法，新桂系内部并不是意见一致的。新桂系在安徽部队的将领如张淦、徐启明、张义纯等是反对的，但是由于廖磊的坚持，他们不敢有什么行动。尽管如此，当时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和安徽省政府之间总感到有一层隔膜，并不怎样融洽。C.C.分子回到安徽之后，看到和及进步人士的联系合作，看到动员委员会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有成绩，很不满意；他们想插手动员委员会，又为新桂系和进步人士所拒绝，插不下去。新桂系势力进入安徽之前，安徽的政治、文教各部门，多为C.C.所控制,地方封建势力也和C.C.有所勾结，新桂系要霸占安徽，自不能不剪除C.C.在安徽的势力，必要时还要给他们某些打击。如桐城县大绅士光香九，是一个把持地方的大恶霸，他和C.C.有勾结，自持有C.C.做后台，敢于和新桂系对抗，对新桂系的措施诸多阻挠和破坏。新桂系的桐城县长罗成均，发现他在暗中通敌，将情况电报上来，廖磊和我商量后，复电立即拿办，就地枪决。这一次算是给依附C.C.的人一个狠狠的打击，使各地的封建势力再不敢公开反抗，新桂系统治安徽的措施得以顺利地推行。但是与C.C.的矛盾却由此更为深刻尖锐。C.C.分子回到安微后，借着酝酿第一次高潮的机会，对新桂系进行反击。我是他们反击的目标之一，他们向重庆中央控告我。新桂系的顽固将领张淦、徐启明等也乘机电告李宗仁、白崇禧，指责我的不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和的联系合作当然松弛下来，动员委员会的进步人士也有些被迫离去。廖磊对我渐露出怀疑疏远的态度，如当时中央颁发一个秘密的文件，叫做《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这个电报廖磊就没有给我看，甚至没有对我提及这件事，只是口头交代我要对防范而已。不久，李宗仁从老河口派第五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尹治和高级参谋温翘生借劳军为名来安徽调查，他们到“立煌”后对我说，要注意提防。我问他们：“怎样提防呢？我们组织健全，内部团结，什么党都不怕。我们自己不行，那就难讲了。”他们当时也无话说。可是，自此以后廖磊对我更为疏远，不再和我商量什么重大问题了。
新桂系在安徽，不但和C.C.及地方封建势力有矛盾，而且自己内部之间也有矛盾。主要的有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和安徽省政府的矛盾，湖南派和广西派的矛盾。总的说来，都是争权夺利的矛盾。
第二十一集团军的高级将领对我很不满意，除了上面说过的张淦（第七军军长）、张义纯（第四十八军军长）、徐启明（第二十一集团军参谋长）反对和合作，反对利用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与省政府有意见，最后竟向李宗仁、白崇禧控告我思想左倾以外，一般高级将领对我都不满意，攻击我把持省政。原因是我对某些高级将领介绍人当县长不大买帐。如一次一个军官持某高级将领的介绍信来见我，要求当县长，并且说他想当县长的目的并不过奢，不过是想赚三千元而己。我听了立即拒绝，告诉他：“你想要三千元我送给你好了，但是你不必去当县长。”诸如此类的怪事，当时不止一件。总部方面的要求，省府方面常不能够满足，因而不但军队方面对我发生恶感，而且形成了总部和省府之间的矛盾。
廖磊虽是广西人，但在湖南部队中任职很久，他的老婆是湖南人，因之有很多湖南籍的亲属和朋友和旧属在他下面任职。这些湖南人无形中合成一派，与新桂系中的广西籍干部常因权力之争发生矛盾。如有一个名叫王贶[kuàng]裴的人，和廖磊有裙带关系，廖磊派他当合肥专区的专员(附修正查：王贶裴应为王况。王是当时安徽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不是合肥专区的专员。)。他在合肥终日饮酒吟诗，诸事不理，治绩很坏，地方人士对他非常不满。廖磊知道后很不满意，和我商量把他撤换，另派闭有清继任。恰巧闭有清是广西人，我也是广西人，湖南派就此攻击我偏爱广西人，排斥湖南人，并说广西人欺负湖南人。当时湖南派与广西派之间，类似这样的争权夺利的矛盾，是层出不穷的。
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部队，有一部分驻扎在鄂东。当时设立豫皖鄂边区党政分会，以廖磊为主任，我为副主任。湖北省主席是陈诚，他自以为得到蒋介石的宠爱，专横跋扈，瞧不起新桂系，因而使安徽与湖北之间也发生矛盾。湖北黄安人程汝怀，曾于一九二八年新桂系霸占两湖时任过军职，和新桂系有密切关系；他这时已投向陈诚，任湖北省政府鄂东行署主任。罗田县党部书记长是程汝怀的爪牙，在程的指使下，将罗田、黄安、麻城几县的物资同盘踞武汉的敌伪交换。这事为新桂系的英山县长杨必声知悉揭发，廖磊下令通缉这个书记长。而程汝怀则向陈诚投诉，说廖磊干预了湖北的事。最后由陈诚出面支持这个书记长，要求廖磊撤销通缉，并将杨必声他调。结果还是廖磊屈服，撤销了通缉令，将杨必声另调他职。
一九三九年的春节前后，在“立煌”召开了安徽省县政会议，全省的专员、县长都集中“立煌”开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把基层的联保制改为乡村制。会议由廖磊主持，进行得很顺利。刚闭幕时廖磊突患脑溢血，昏迷不省人事。廖磊的家属没有带来“立煌”，“立煌”当时又没有好医生，我们急电重庆向白崇禧报告，白即派医生从重庆乘飞机来“立煌”医治，但因气候恶劣，飞机无法在“立煌”降落，而廖磊的病情又很危急，怎样办呢？有人推荐一个名马起云的针灸医师，说他有办法挽救。这个马起云是广东四邑人，四十多岁，自称曾在南洋种橡胶，后来到四川峨嵋山学道，得异人传授，武术和医术都很高明，特别擅长针灸。抗日战争前从广东来到广西，新桂系某师长郑昌溶的老婆闭经,经他针灸一次就好了，因而声名鹊起，新桂系许多高级将领都请他医病，和他熟识。新桂系的高级将领张淦迷信风水，和马起云特别谈得来，成为好友。抗日战争发生后，他随同张淦出发，辗转到了“立煌”。重庆派来的医生既来不了，是不是就给马起云医治呢，廖磊又无家属在“立煌”，我也作不了主。我去找第二十一集团军参谋长徐启明商量，徐赞成给马起云医治。结果马起云一施针灸，廖磊的病就逐渐好了。廖磊的病好后，马起云转到广西，向廖磊的老婆吹嘘他的功劳，并且想勾引廖磊的老婆，私下写信给她，要她拿出十万元给他做生意。廖磊的老婆到“立煌”后把信给廖看，廖念马有医好己病之功，不加声张。到了一九三九年十月间，廖的脑溢血病复发，这次病情比上次更为严重，一直昏迷不醒。廖的老婆将马起云勾引的信出示，因而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反对再请马起云医治，廖经其他医生医治无效，于十月二十日去世了。廖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就职，在职恰恰一年。廖磊死后，他的老婆硬说是马起云害死的，请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将马武装押送驱逐出境。有人说廖磊是气死的，这不是事实；至于说是马起云害死，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廖磊死后不久，他的随从副官在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到安徽省政府途中的山坳里被人暗杀。这个随从副官是湖南人，跟随廖磊多年，甚为廖磊所信任，从勤务兵提升到副官之职。廖磊平日一举一动甚至很多秘密，这个副官都很清楚。这个副官死后，湖南派和广西派的矛盾就更加尖锐起来，廖磊的老婆和湖南派说是省政府甚至说是我派人暗杀的；而广西派则说是湖南派故意暗杀以攻击广西人的。这案始终未破，究竟是谁暗杀的，还是个谜。
廖磊病重时，第五战区来电，安徽省政府主席职务由我代理，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由张义纯代理。廖磊死后不久，重庆发表李品仙继任安徽省主席及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未到职前，省主席和总司令职务仍分别由我和张义纯代理。李品仙发表新职后约三个多月才来安徽，他到“立煌”时已是一九四〇年二月了。他到后就向我诉苦说，安徽的事情好难办，他发表安徽省主席后刚到重庆，就有人找他算旧帐，要替吴中英等翻案，并要他答应许多条件，才同意他到安徽任职。至于答应了什么样的条件，他却没有说出。因为过去将吴中英等逮捕，在合肥枪决，是李品仙的部队干的。李品仙又吩咐我要多多和安徽省党部联系合作。
本来在廖磊死后李品仙未到职之前，安徽的空气已日趋浓厚，对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的追害日益加紧，这些，主要是由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发动的。例如，广西组织了两队学生军出发前方，一队配置于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一队配置于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这些学生军多数是思想比较进步和抗日情绪较高的青年，其中还有地下党员。廖磊由于想利用进步力量以协助他固守安徽，对配置于第二十一集团军那队的学生军非常爱护，被服全部供给，另外津贴伙食费，并且每人发给左轮一支。廖磊死后，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立刻将各人的左轮及毛毡收缴，每班一名炊事员亦予裁撤，对他们的行动暗加监视。李品仙并且电令将这队学生军集训一个月。这队学生军中的大多数进步青年因受不了压迫，就投奔新四军去了。李品仙来到安微以后，空气更为高涨，C.C.分子的气焰突形嚣张，对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的追害更厉害，如迫走动员委员会许多进步人，另派他的爪牙去接替。
我看到李品仙到后的种种措施，清楚自己终不免被追一走，不如自动离开，曾向李品仙辞职。他安慰我说：“都是自己人，你辞职做什么，你不要多心怀疑。”可是不久之后，在安徽省政府的一次纪念周上，他要我重新办手续参加，我说我是老党员，早就参加了，当面拒绝。再过几天，大约是四月二日左右，突然重庆电令免去我的安徽省政府委员、民政厅长本兼各职，另候任用。这是变相的撤职。继任人是新桂系的少壮派韦永成。我不待韦永成到来，委托厅里的人代我办理移交手续，自己就先行离开任职一年有半的安徽。
为什么挺进大别山那么难？因为桂系经营很久，桂系善于做群众工作，群众基础很好。
这一招高出自李宗仁将軍高妙，皖各县长时均由桂人担任，安微时政一派向好！所之后来产生皖人讨灰狼兵！
